12月1日是联合国世界“艾滋病日”。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艾滋病和艾滋病毒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人们也不再“谈艾色变”。但是，还有多少人记得艾滋病疫情初起时的情况？为什么美国前总统里根因为应对艾滋病疫情不力而受诟病？
三十五年前，一种人们前所未闻的致命病毒在美国东西海岸悄然但迅速地传播，很快酿成一场前所未见的传染病流行疫情。这种病毒一开始没有正式名字，相当长时间里大家都叫它“同性恋病毒”、“同性恋癌”。疫情爆发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共和党政府漠然，社会公众心态冷漠，对患者更多的是偏见和躲避。后来，这种病被正式命名为艾滋病，而疫情已经从纽约和旧金山的男同性恋群体扩散到世界，在全球流行。
因为艾滋病毒最早在男同性恋群体开始传播，而政府和公众无动于衷，所以这个群体最早出现自助自救行动，后来被统称为艾滋病文学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也开始出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舞台剧作之一是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的《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又译《常人之心》）。
克雷默2020年5月去世。
这是一部半自传体式的舞台剧，展示艾滋疫情爆发后，美国社会、个人、政府和医疗界对这种完全陌生的病毒的反应。当时，大部分人对这种致命的新病毒一无所知，而它开始大范围传播时，人们大多以冷漠和歧视的心态面对。剧作者克莱默希望通过这部戏唤起社会对艾滋病毒的重视，打破冷漠。
值得一提的是，毒品注射在艾滋病毒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在许多艾滋文学作品和评论中较少着重墨叙述；早期作品的侧重点是同性恋。
时间快进到2019/2020年，又一种新的病毒爆发全球大流行，美国迅速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杰克·金（Jack King）重温当年那出《平常心》的振聋发聩之力。
神秘病毒
1981年7月，纽约和加里福尼亚的男同性恋人群中发现26宗卡波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病例；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肿瘤。在此之前大约一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布了一份报告，陈述了5名身体健康的同性恋男子确诊得了肺囊蟲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导致这些机会性感染的元凶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又称艾滋病毒，因为感染了这种病毒而患的疾病被称作艾滋病（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毒会摧毁人体的免疫系统，使人对病菌丧失抵抗力。
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HIV就在美国同性恋群体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大肆传播。这跟男同性恋群体中滥交现象普遍有关，而性行为不受任何形式的约束，又跟1969年石墙骚乱（Stonewall rebellion）有关；那次事件之后，滥交不仅是一种非常规社交风俗，更成了一种革命性的行为。
1981到1987年间确诊的艾滋病患者后来全部病逝。旧金山一位名叫保罗·沃尔伯丁（Paul Volberding）的医生参与了美国第一个艾滋病人住院病房的设立。他2016年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回忆：“那是当时最致命的病毒感染疾病。如果不治疗，98%的患者必死无疑。它比埃博拉病毒、比天花都更厉害。”
不过，正因为这种病毒前所未见，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到1982年9月24日才开始使用Aids这个缩写作为疾病的名称。在那之前，医务人员一般都把这个病毒叫做Grid，意思是与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陷，或者干脆就叫“同性恋癌”、“同性恋鼠疫”。这些称呼隐含的一层意思是只有同性恋者才会得这个病。
按照正常逻辑，其实不难理解病毒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没有歧视。但是，当时美国是里根总统主政，社会思潮倾向于保守主义，因此，右翼团体、比如里根政府的盟友，杰里·福威尔（Jerry Falwell）的道德多数派，不失时机地把艾滋病当作用来攻击对手的理想弹药。
福威尔声称艾滋病是“上帝的愤怒”。这个说法在社会上流传广泛。1988年，剧作家威廉·霍夫曼（William H Hoffman ）把艾滋病流行跟二战中犹太人大屠杀作类比，“和今天的现状一样，公众对受害者的态度是害怕、仇恨和漠然交织的混合体。”
面对这种社会偏见，艺术界开始反弹。在陆续涌现的作品中，最有力的是拉里·克莱默的舞台剧《平常的心》（The Normal Heart，又译平常心、常人之心），1985年在纽约公演。剧情围绕美国第一所艾滋病救助诊所成立初期挣扎求存的状况。这个诊所是1982年克莱默与他人共同创办的。
克莱默（1935-2020）的编剧生涯从好莱坞电影剧本创作开始，后来转到舞台剧创作。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同性恋权益活动分子。他1978年出版的小说《Faggots》，对同性恋社区的滥交风气大加贬斥，结果从1980年代初就被纽约的同性恋社区列入不受欢迎者黑名单。
但是，克莱默坚持己见，认为这个世界亟需警钟、行动号角，而这正是他可以提供的。
战场狼藉
2000年，克莱默两个剧本的合辑出版，美国剧作家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在序言中写道：“这两个剧本合在一起，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一个关键而可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个致力于摆脱长达数百年的迫害和压迫的新兴社区在政治和文化层面达到了一些最重要的目标，而又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被蒙蔽了双眼，蒙蔽它的，是与这个世界诛心的冷漠及赤裸裸、或略加掩饰的仇恨悲惨地连在一起的生物学领域的恐怖。”
库什纳本人亦已成为美国艾滋危机文学经典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这段文字是他发表的重要评论 — 读库什纳的分析就意味着不但对《平常心》的精神遗产有足够的理解，对它背后灼热的意图也一样。
这是以艺术面目出现的政治，诞生于一场正在酝酿的危机的炽热余烬，那场危机的爆发导致70万美国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同性恋者和非裔社区；自那以来，全球艾滋病死亡人数达到3300万人。
用库什纳的话表述，克莱默写《平常心》是为了借此“催化他的社会发生巨变”。他继续说：“我们都知道，那件事现代戏剧早已无能为力，也有罕见的例外，比如拉里·克莱默创作《平常心》。”
这是一部基于真人真事但隐匿姓名的影射作品，剧中的主要角色，奈德·维克斯（Ned Weeks）就是略加掩饰的克莱默本人。《平常心》从一群同性恋权益活动组织成员的角度再现了北美艾滋危机爆发前后那几年的人和事，讲述了当时在政界精英对危机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这些权益活动人士自发成立了同性恋艾滋救助机构GMHC（Gay Men’s Health Crisis）的经历。
作品行文冷峻无情、平铺直叙，基本上没有隐喻和诗意，充满了正义的愤怒；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疾病夺走生命，而奈德和他的同伴们认为政治精英和整个社会都对这种恶疾视若罔闻，漠不关心。
克莱默描述的一代男同性恋遭受的苦难，使得美国看上去就像战场，不少艾滋病患者死后得不到死亡证，尸体塞进特大号垃圾袋扔一边没人管；较幸运的则被亲友送去安葬，这类葬礼之频繁几乎成了一种社交活动。
政治意义
艾滋文学领域另一位著名编剧，克雷格·卢卡斯（Craig Lucas）在《平常心》公演前一年就看过演出了。他是1989年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影片《爱是生死相许》（Longtime Companion）的编剧。
卢卡斯对BBC Culture 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时这部剧已经在一些非盈利剧场轮流上演，看过的人都说那是一部阿吉普特（政治宣传活报剧），不是真正的舞台剧。”
卢卡斯的伴侣蒂姆1984年在纽约医院接受总住院医师的培训，目睹了艾滋感染病例骤增，然后有一天发现自己也出现了症状。
卢卡斯记得：“当时我们俩都懵了，心里充满焦虑、恐惧，确信自己很快必死无疑。拉里以令人惊奇的激情和力量（与艾滋病）的搏斗在那部剧中大放异彩；当时它给人的感觉是充满了震撼人心的生命力，重要非凡，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我和其他许多人。”
他说：“在政治上，这出戏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罗纳德·里根总统个人对艾滋病危机的态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那时和现在，许多人认为里根的总统任期就因为他对艾滋疫情应对无效而沾上了一个污点。这是知名传记作家洛·坎能（Lou Cannon）的看法。今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应迟缓的特朗普政府，也引发了类似的批评。
核心的区别在于，很长一段时间内，艾滋病都被公众视为同性恋人群的“专利”，不值得同情，因此里根政府并没有受到公众压力，他的政治资本并没有因为对艾滋病疫情的沉默而受影响。
有传闻说，里根私下里还是很同情艾滋病患者的，也有人声称他有恐同症，但这些都没有证据。历史记录在案的是，里根身边有一群心态偏执的人：帕特·布坎南 （Pat Buchanan） 1985年2月至1987年3月任白宫通讯联络总监。他1983年在《纽约邮报》评论版撰文说，艾滋病危机是大自然对男同性恋的严厉惩罚；白宫新闻秘书拉里·斯比克斯（Larry Speakes）被人称为“里根时代的公共面孔”，在白宫记者通风会上多次跟记者莱斯特·金索温（Lester Kinsolving）在艾滋病问题上唇枪舌剑，言辞间透出对后者是同性恋的贬夷。
里根一直到1985年9月17日才正式承认艾滋病流行的爆发；那是在《平常心》公演半年之后。那年年底，美国有12529人死于艾滋病，包括里根的好友洛克·哈德森（Rock Hudson）。
艾滋艺术
如果把艾滋危机视为里根总统任期内标志性事件之一，那就必须把《平常心》视为里根时期美国的标志性重大辩论之一。
克莱默的箭头很少直指里根政府本身，而更多是刺向冷漠的政策，这种冷漠在里根总统任内变得系统化、固化，从媒体到纽约市长办公室，再到社会大众，无一可赦。
《纽约时报》就被点名抨击，因为它的报道就像是一些认为事不关己、自己没有受到威胁的人对疫情轻描淡写的描述，对深陷危机的群体漠不关心。
《平常心》并非艾滋危机艺术真空中的奇葩。1985年第一部艾滋病题材的剧情片公映，《同伴》（Buddies），第一部直击艾滋疫情的电视剧《早霜》（An Early Frost）播出，还有威廉·霍夫曼的舞台剧《现状》（As Is）继《平常心》之后不久在纽约兰心大戏院（Lyceum Theatre）登台。
其后几年，“新酷儿电影运动”兴起，除了上面提到的热内导演的《爱是生死相许》，还有1986年比尔·谢伍德（Bill Sherwood）的《离别秋波》（Parting Glances），托德·海因斯（Todd Haynes）1991年的《毒药》（Poison） ，还有许多艾滋权益活动艺术家的各种作品涌现。
除了克莱默、霍夫曼和海因斯，当年美国艾滋文学艺术圈里的其他活跃人士后来陆续都死于艾滋病引发的综合症。
虽然同时代所有以艾滋危机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具有强大的社会冲击力，克莱默的活力激情无与伦比，《平常心》就像机关炮一样瞄准他视为致命的冷漠疏懒的混合体连番喷吐怒火，直击观众灵魂。
洪荒的嚎嗥
这种无双的威力，部分原因是剧情内容直接来自当时的生活现实。克莱默没有时间去反思、回顾，不像官方正式承认艾滋疫情爆发10年、20年、30年后的同类题材作品。
《平常心》就像前线战场上发自洪荒之力的怒嗥，扬起飞沙走石，那种目睹身边亲友死去而感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的迫切感令人感同身受。
剧作家马修·洛佩兹（Matthew Lopez）初次读到《平常心》剧本时，还在戏剧学校上学，当时“只感到字里行间灼人的炽热”，就像文字在燃烧，他最近接受BBC Culture 采访时回忆。
2004年，这部舞台剧重新上演，在公共大戏院，洛佩兹去看了，证实了自己当年读剧本时的感受无误。他说，《平常心》当时是表述艾滋疫情的核心文字，现在依然如此。
剧中主角奈德和他在纽约一家大律师行当律师的亲兄弟本对话。本拒绝加入奈德创办的同性恋艾滋救助机构GMHC的理事会，奈德认为这不仅是对这个机构的不屑，更是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排斥。
本：“听你说话好像我成了你的敌人。”
奈德：“我开始认为你和你的那个直男世界就是我们的敌人。我在设法理解为什么没人愿意听说我们正在死去，为什么没人愿意帮一把，为什么我的亲兄弟也不愿意帮我一把！”
无疑，这段话是艾滋疫情最初几年许多受害者的心声。
洛佩兹解释说，《平常心》留给后人的遗产“不光是一部戏，还是一段历史，是一段活历史”，没有比它更紧扣现实的了。它讲述的是对病毒和政治疏渎的无休止的抗争。
他说，人类天性中有一种柔化记忆的本能，随着时间流逝过去的记忆变得不那么棱角分明，焦点逐渐模糊。而《平常心》的意义在于它将永远会把那次危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后人眼前。
洛佩兹对里根政府面对艾滋疫情的迟缓、冷漠和不作为毫不吝惜批评之辞 ，认为就是政府的不作为导致无数人无谓丧生。
但里根政府的辩护者指出，1989年里根卸任时，美国政府用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研究和预防的预算金额总计超过23亿美元，而且里根本人不止一次强调抗击艾滋病是政府的要务之一。
克莱默在剧本的题词中写道：“《平常心》是我们的历史。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无谓地死去，就不可能创作这部剧。吸取教训，继续战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突破常规的人。属于我们的那一天终将到来。”
至少在西方社会，现在的同性恋人群享有的权益和特权可谓空前，但人们的集体意识中关于艾滋病依然是一种致命恶疾的那一部分似乎淡漠了，很少有人注意到，现在每年有1.3万美国人死于艾滋病，其中很多是美国南方有色族裔男同性恋。
不过，《平常心》今天仍像35年前一样振聋发聩，今天的读者仍旧会在剧本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克莱默对他眼中的没有底线的冷漠无情的愤怒，也可能会联想到那种愤怒是否仍可唤起某种共鸣。
（BBC中文网/20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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